• 中企出海有三大优势：强大的制造能力、个别领域先进的商业模式和独特的企业家精神。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了巨大的产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挑战，例如产能过剩和内销市场开发困难。这些挑战迫使中国从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转变为更加重视内需和技术升级的“双循环”经济模式。这一战略旨在通过增强国内消费和推动技术创新，同时拓展国际市场，实现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互利共赢。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待出海浪潮，几位受访者对促使当下企业出海的原因达成了共识。
（汤哲辉采访内容来自澎湃新闻记者宦艳红、喻琰报道《科技出海记｜安永合伙人汤哲辉：以合规的确定性应对全球的不确定性》）
其次，在这个外部环境下，国内太“卷”，“不出海就出局”。汤哲辉认为，国内企业竞争加剧，盈利水平下降，发展遇到瓶颈，不少企业出于“无奈”出海，寻求新发展空间。以出海热门行业医药和游戏为例，一位创新药企高管告诉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国内太卷，卷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多少利润，或者很难做”。上海翼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夏芸深耕游戏行业，她认为现在如果一个游戏企业，没有把海外市场作为发展战略之一，那它很大概率是活不下去的。基于以上的营商压力，也让出海成为企业的生存策略。
刘洋感同身受，当他空降到东南亚办公室的时候，同时面对着高管同事和当地员工的不信任和对电商模式理解的不一致。当地员工看重中国老板是否有西方的教育背景和国际工作经验，能否使用英语办公，是否对当地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以及能否以足够让人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如果中国老板做不到这几点，“当地员工会不服管，要么逼你走，要么他就辞职”。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后，出海人还要面对复杂的管理问题。汤哲辉认为，伴随企业海外落地成长，管理问题也会慢慢凸显。中国企业缺乏国际化管理人才。而这类人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能有效防范重大风险，是保障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个矛盾最终的演化结果并非仅靠中国企业单方面调整，而是双方磨合后，收敛到中间状态。黄渊普说：“我不认为中国企业的方式完全是错的，中式管理文化的执行力和效率还是很好的，虽然可能损伤一些创造性”。
不久，闻邦椿又通过实验和理论分析，发现前苏联选矿机械、铸造机械等几本教材中前苏联教授列文松关于振动筛选动力学的一个计算公式有错误，后闻邦椿撰写了论文，勇敢地指出列文松公式的错误。果然，闻邦椿的举动引起了非议。不久，中国国内及国外先后有人通过研究也发现了这个公式的错误，苏联的教材对这个公式也作了修正。
第五是本土化运营能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其能根据目标市场的文化和法规进行本土化运营。这种能力使得中国企业能更好地适应外部市场，降低风险，有效地管理和避免可能的法律和文化冲突。
中国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组成包括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扩展、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链升级，以及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优化生产流程，重新构建产业基础，提升产业链的整体价值，以应对成本上升和升级难题；需求侧扩展则是通过消费升级和鼓励内部消费来增强内需体系，这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平衡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则需要国内大循环不仅嵌入国际循环中，同时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确保国内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出海导航 出海企业对新出海浪潮的认识有很多相通之处，这反映出各行各业全球化体验的共性。但更具体的商业生态也有显著的行业差异，比如有的行业先天与国家安全更相关，所以更受管制、有更多地缘政治的考虑，有的行业产业链长，出海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的信息多、协调压力大，还有的行业出海的比较优势明显，初期发展迅速，甚至已从“蓝海”变“红海”，利润率快速下降等。
出海全球化的市场主体最终仍然是企业与一线出海人。在新大航海时代，勇敢的、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能力的中国企业家，选择了主动走出去。这既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也是中国人透过市场，学习与世界相处的过程。而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出海经历，也必将成为中国全球化战略中宝贵的经验。
面对这些挑战，有的从业者保持审慎，有的从业者充满信心。汤哲辉认为，出海既要企业家的勇气和雄心，更要讲专业精神。如果对当地政策、商业环境不够了解，就很容易踩坑。黄渊普则认为，挑战归挑战，但也不用这么“玻璃心”，“当年欧美公司来中国也踩坑过，凭什么中国企业出去要更容易？”
第三，民营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它们的迅速成长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注入活力，也提升了中国品牌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